近日，有关券商降薪的传闻在市场上流传。有消息传出，某头部券商将降薪，根据不同级别，降薪比例在30%到50%之间。其中，SA级别及以下降薪30%，VP到ED级别的降薪40%，MD级别及以上的降薪50%。同时，又有消息称，“央企券商薪酬向银河看齐……”不过，目前尚无法证实上述消息的准确性。

不过，券商降薪的传闻似乎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此之前，也即2月23日，中纪委发声：“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加固金融和央企领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堤坝”。将券商降薪传闻与中纪委发声联系在一起，券商降薪似乎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券商降薪也确实很有必要。从上市券商公开的薪酬来看，券商薪酬远远高于国人的薪酬水平。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市券商人均薪酬在26.31万元-98.3万元之间，中金公司人均薪酬最高98.3万元，哈投股份“垫底”为26.31万元。而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6837元，首次突破10万元。“垫底”的哈投股份人均薪酬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多,中金公司更是达到了近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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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为35128元，券商最低收入是全国居民收入的7.5倍，最高是全国居民收入的28倍。

值得一提的是，券商高管的薪酬远高于平均数。以中金公司高管薪酬为例，其管理委员会成员黄海洲2021年年薪791.4万元，2020年为1930.7万元；总裁助理王晟2021年年薪828.5万元，2020年为1860.3万元。这些券商高管一年的收入是中国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因此，券商薪酬明显加剧了我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券商降薪30%到50%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即便是降薪30%到50%，券商仍然还是高薪酬。

也许有人会说，券商之所以高薪酬，是因为券商行业赚钱的缘故。既然券商能赚钱，薪酬多拿一些也属正常。确实，券商如果是凭本事赚钱，薪酬拿高一些，确实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券商并非是凭本事赚钱，而是靠天吃饭，依靠政策来赚钱，甚至是依靠对投资者利益的牺牲来赚钱。

首先，券商是靠天吃饭，靠政策来赚钱。一方面券商是带有垄断性质的，从事券商业务，必须拿券商牌照，因此券商业务，只有券商才能做，其他人即使想做会做也不能做。另一方面，管理层多发股，券商就可以多赚钱保荐收入，少发股也就只能少赚保荐收入。此外，股市行情好，券商可以多赚钱，股市行情差，券商只能少赚钱。

而且券商靠政策吃饭表现在政策对券商利益的呵护。比如，作为全面注册制重要文件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保荐机构“不得以明显低于行业定价水平等不正当竞争方式招揽业务”，这是政策对保荐机构保荐费收取的一种“保底”。这无疑是对券商利益的一种保护。

其次是制度不完善，放任券商收取高额保荐收入。保荐收入是券商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券商对保荐收入收取的有关制度显然是不完善的。比如，保荐机构为了收取高额的保荐费，一味推高新股发行价格，如此一来，新股上市后的投资风险被放大，但保荐机构并不需要为新股破发承担责任。在推高新股发行价格的问题上，保荐机构只有利益，没有任何的责任，保荐机构因此大量敛取保荐收入。如果新股破发需要保荐机构用保荐收入来回购发行人股份，相信保荐机构就不会大力推高发行价格了。

此外，对券商追责不力，券商对证券市场的责任并未压实。股市的健康发展，券商有着至关重要的责任。但实际上，券商收益很大，承担的责任却很小。比如，保荐机构保荐不力，往往只是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之类，很少涉及到罚款之类的经济利益损失。又比如，作为全面注册制组成文件的《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并没有把保荐机构纳入到责令回购的主体，又让保荐机构逃避责令回购的责任。甚至在涉及欺诈发行对投资者赔偿的问题上，很少看到保荐机构的身影，即便是参与赔偿也是在赔偿金额上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券商之所以能赚钱，并不是凭借其自身的能力在赚钱，而是靠政策赚钱，靠制度的不完善来赚钱，靠逃避市场责任来赚钱，靠损害投资者利益来赚钱。也正因如此，券商高薪酬是受之有愧的，对券商降薪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