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价值链的80%必须重构”，作为宁德时代副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李平用这个数字来形容绿色发展下的产业趋势 。
零碳大限渐近，“支票”已经开出，条条框框日渐明晰，从个人到企业，面临的是生产消费理念的颠覆。全方面的颠覆之下，挑战不断，但同时，机遇也蕴藏在这被重构的80%里。
本土化、区域化，是重构的重要策略;数字化创新，是重构的核心手段;规则制定，则决定着，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能否在新格局到来之际引领这场重构抢占先机。
本地化、区域化
百事在郑州有一个工厂，通过RO浓水回收等措施，每年可以节省120万吨水。与此同时，这个工厂还与当地政府合作，将废水用于市政，进一步省水。
这是百事在中国的净零排放项目，也是水资源利用的案例之一。在北京，百事食品工厂将把处理过的水用来补充附近湿地的水分，改善生态环境，5月已经启动。
当地用水、当地节水、当地循环，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两手抓。11月5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在2021年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平行分论坛“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绿色发展与全球经贸新格局”上，企业分享的绿色发展案例还有很多。
企业争先恐后上马绿色项目的背后，一方面是政策和环境使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变暖正朝着比工业化平均水平高出2.7摄氏度的方向发展，这将对我们的气候造成不可逆转的变化，并危及人类的生存。比如中国的“双碳”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习惯的变迁，正如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CEO高乐所言，现在的消费者也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去购买绿色环保的产品。
政策的要求与市场的期待下，供应链格局亟待被重构，这几乎是与会嘉宾的共识。米其林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伟书杰坦言，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不同的碳排放政策，对于企业而言，会影响到从能源消费、产品设计、生产、使用乃至生命周期之后的管理，对全流程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有多大?李平提到了最近的一个全球性新闻——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出现电、煤、天然气荒，“这意味着绿色发展的愿景跟我们现有的生产结构实际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包括疫情在内的国际性事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未来将会有颠覆性的变化”。
“从设计、制造到回收，我们需要全新的商业模式，”在伟书杰看来，这种新的解决方案之一就在于本地化、区域化的供应链，为了节省资源，研发公司会将产品放到当地生产，使用绿色能源，雇佣更多本地人才。税收和现在高企的运输成本，也会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更大程度的本地化。
即便是高度全球化的典型产业，汽车制造也在持续探索区域化布局。高乐谈到，除了在进口方面利用中欧班列这样的更绿色的形式，宝马现在进行了很多本地生产，宝马销售到中国市场的车都是在中国生产、中国制造、中国销售。
技术跟上
变才能通，但从变到通，多少会有点痛。
以宁德时代为例，据李平介绍，电池制造85%的碳排放是反映在供应链，所以接下来要集中全力进行技术突破和研发，助推整个供应链实现低碳，最终是零碳生产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样的市场环境会倒逼很多企业创新发展，而不创新的部分企业则会走向衰落”。
至于止痛的良方，不离其宗——技术的升级和创新。以前端产品设计为例，为了降低轮胎轮阻减少碳排放，米其林需要对轮胎进行数次的实验和测试，有了数字技术之后，可以通过3D模型进行上万次的模拟，而不需要到路上浪费资源，这就是利用技术让产品设计更绿色环保。
“20年前，我们问自己，如果轮胎可以和司机对话的话，它们会说什么，”伟书杰回忆。而现在正在实现与轮胎对话，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去感应轮胎的状态，比如温度、气压等等，节省人力、时间等成本。
技术除了可以在设计环节实现绿色，在溯源、追踪碳排放环节也是一个重要应用。S-Carbon，微软与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中国) 合力打造的数字化碳管理智能云平台，能够根据需求对自身及来自上下游供应链的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各类排放数据进行统一的搜集、管理和评估。在做到精确的同时，也能节省全程跟踪供应链碳排放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
区块链技术也是被提到的高频词汇，高乐表示，通过区块链可以强化溯源，知道哪些环节可以真正实现减碳，生产电动汽车则可以监控电池模块的情况，实现实时信息的反馈。
溯源之后，还有回收利用，在这方面，宁德时代颇有心得。李平谈到，宁德时代对于手机电池金属当量回收做到99.6%，个别做到90%，这些金属回收后已经用于新的手机。
除了将创新技术用于产品设计、生产、溯源、回收，企业们也普遍在材料选择上下了功夫。LVMH董事会成员安托万·阿尔诺表示，在化妆品品包装层面，禁止使用化石燃料来源的原生塑料，开发了一套补充包装体系。
类似这种使用清洁材料的案例俯拾皆是，比如微软近期和SABIC合作推出了一种海洋环保鼠标，由可回收塑料瓶制成的树脂制造，其中20%的材料为可回收海洋塑料。
整体来看，虽然不一定已经大规模使用或者全流程覆盖，但这种从供应链乃至运输销售各环节中透出来的努力，正在助推各行各业走进绿色的大门内。
规则引领者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已为我们提供了打造可持续、公平化的未来的共同指南。不幸的是，我们离理应完成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联合国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埃利奥特·哈里斯坦言，目前全球变暖正朝着比工业化平均水平高出2.7摄氏度的方向发展，这将对我们的气候造成不可逆转的变化，并危及人类的生存。
不过，哈里斯也提到，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使得当前的糟糕状况进一步恶化，但现在世界各国已愈发团结，全球领导力也有所增加，各国仍可以实现目标。
企业已经从微观实操层面给出具体方案，但在全球化的当下，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正如哈里斯所言，“符合碳中和理念的21世纪产业政策不能孤立存在。行之有效的一揽子产业政策必须考虑投资、贸易、税收、知识产权、竞争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整体环境、社会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等因素”。
以税收为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提到，现在已经有了碳关税的概念，有些国家对于进口产品会制定碳排放标准，如果超过，就会征收关税。
余淼杰认为，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落地过程中，可能会“变味”，碳关税可能会成为一种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形式，这样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以邻为壑的贸易战。
“随着绿色发展进一步深入，在企业的本地化策略或者产业的区域化布局下，全球会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产业圈、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产业圈、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产业圈”，余淼杰指出，在未来新的经贸格局下，需要加强区域内的合作，在各国的不同理念中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余淼杰用八个字总结了全球各国之间的合作方式：共同承担、差别对待。
碳关税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关于全球如何更好进行绿色发展，一批新的“游戏规则”已经在路上了。今年9月，中国正式通过书面形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中就有一些关于环保、绿色的产业标准。
不止如此，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提到，“欧盟国家已经在研讨和论证，我们也要有所应对和准备，要探索碳减排、碳交易等相关方面的机制，提出我们的国际游戏规则来，在应对国际挑战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产制造可以本地化，但绿色发展的眼光仍然放之四海。“在中国制造，为世界服务，让世界共享”，这句话仍然适用于绿色趋势下的经贸格局。(记者 汤艺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