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保险保障 构建兜底机制

近年来，中国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农业保险已成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中必不可少的有效工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作物及农产品的保险覆盖率超过80%，重大灾害的保险补偿占比持续提升。2022年，我国农业保险原保费收入达1219亿元，为1.6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5.4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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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提出，增强保险保障服务能力；进一步丰富小农户特色农产品收入保险、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农机具综合保险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类，优化“保险+期货”，强化保险保障功能。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用凸显，正以更丰富的形式和层次为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强化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财政予以补贴的，利用保险的形式和技术管理农业风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日前，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通知称，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至全国所有产粮大县。根据通知，此次进一步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旨在推动提升我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稳定种粮农户收益，支持乡村振兴，更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07年起，中央财政为农业保险投保农户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拉开了我国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序幕。此后，农业保险补贴区域不断拓宽。2022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434.53亿元,同比增长30.3%。在增加补贴力度的同时，监管层面也对研发产品提出“费率合理”“投保门槛低”“条款易懂”的要求，并在优化涉农保险合同条款、缩短农业保险理赔周期和规范农民人身险代理、代办行为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从政策层面织密农业保险“保障网”。

“保险+期货”成效显著

自2016年以来，“保险+期货”已连续多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保护农民收益、助力农业转型升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保险+期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保险+期货”业务总监陈驰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通过保险和期货两个金融工具协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管理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产量下跌的风险，目的是保障农民收益。“以价格险为例，以往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缺乏有效的管理工具，现在可以通过保险和期货的联合，把价格的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具体来看，就是农业种养主体从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由期货公司为保险公司提供了‘价格再保险’；期货公司在期货市场进行对冲。当达到产品结构中约定的赔付条件时，期货公司向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再向农户赔付。”

“除了价格险之外，收入险更好地解决了农民种植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收入险保单和粮食订单的增信功能，引入银行为种粮主体提供贷款。这样既有效保障种粮主体的种植收益，提高种粮积极性，又解决其可能面临的‘售粮难’‘融资难’问题。”陈驰介绍，中粮期货有限公司已连续几年在黑龙江多地开展“订单+保险+期货+信贷”项目试点，为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生产的大豆、玉米等提供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金融风险管理服务。

“保险+期货”模式服务“三农”成效显著。中国期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一个业务年度（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67家期货公司开展“保险+期货”项目2357个，为大豆、玉米、生猪等18个农业产业品种提供价格风险保障，累计承保货值559.85亿元，规模同比增长32.67%。

精算规则尚待完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庹国柱向记者表示，农业保险发展很快，但在今年4月底原银保监会发布《农业保险精算规定（试行）》（以下称《精算规定》）以前，一直没有明确建立起农业保险的精算制度和规则。

庹国柱介绍，此前，农业保险在很多情况下是凭产险经验定费的，然后再与政府博弈。即便在一些农业保险做得比较好的省市，最初的费率也是“讨论”出来的，而不是用数据和模型精算出来的。

“从定价特点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完全是保险，其本质上是政策；定价不完全由公司决定；成本和利润受到严格限制，不由市场决定；缺乏可用的经验数据。”庹国柱表示。

据悉，《精算规定》明确了农业保险的精算规定适用范围和精算规则，包括费率的构成、费率回溯调整和保费不足准备金评估，通过明确农业保险费率中的基准纯风险损失率、附加费率和费率调整系数三要素的使用，实现农业保险价格围绕风险进行有管理的浮动。

庹国柱指出，目前《精算规定》还是“试行”，无论从完整性、实践性和可行性的视角，都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改进、丰富和完善，具体包括内容有待丰富、某些规定需要部门之间协调一致、费率浮动的操作缺乏细致规定、执行《精算规定》需要权威的全面的纯风险损失率表等。

“如果政策性农业保险将来主要标的和保险产品的精算定价都由一个‘实体性管理机构’来操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产品精算的权力和责任都压在保险经营机构和地方政府，《精算规定》更完善一些，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费率博弈。”庹国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