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越“耐花”，意味着实际储蓄率越高，抗失业风险能力越强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财经十一人（ID：caijingEleven），作者：不止十一人，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如果问中国哪些城市居民收入最高？大家会马上想到“北上广深杭”。但是，这五个城市的居民消费水平也排在全国前列。所以，这些城市属于“赚得多花得多”，其居民收入不一定“耐花”。
【资料图】
如果想要比较哪个城市的收入更“耐花”，可以看看一年的收入能用多久。比如，某年某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万元，而人均消费支出为5万元。那么一年的收入，就够两年用。
本文定义一个概念：居民收入耐花度。（下称“耐花度”）
居民收入耐花度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 居民消费支出 + 储蓄，所以“耐花度”越高的城市，居民储蓄率越高。当遭遇失业等收入下降冲击时，居民能坚持的时间也越长。
经济学有一个与耐花度关联甚密的概念：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所以，可以用以下公式测度。
居民消费倾向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难发现，本文定义的“耐花度”正是“居民消费倾向”的倒数。
公式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
什么是实物收入？比如居民住在自有住房中，这种居住权就是一种实物收入。在统计时，会把实物收入折成现金。假定您的自有住房如果用于出租一年可以收到5万元租金，而房屋每年分摊折旧等成本为1万元，那么会把剩余的4万元（5-1 = 4）计入您的可支配收入。
从来源看，可支配收入有四个来源：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不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其他类型收入，都是税后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全部支出，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可划分为八大类：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
测算和比较各城市居民收入的“耐花度”，先要了解各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的情况。
各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本文选择了直辖市，以及各省、自治区（下称“各省”）中GDP排名前三的城市。排除数据缺失的城市之后，获得了67个数据样本。表1展示了这些城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其中按各城市2021年收入数据进行了降序排列。
表1: 2019-2021年各城市城镇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如下情况。
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南高北低。
在最高的十个城市中，有六个城市属于长三角城市群，分别为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两个属于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为广州、深圳；温州属于海西经济区；此外还有北京。
如果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南方城市9个，北方1个。天津这座昔日辉煌的北方直辖市仅排26名。
第二，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巨大。
在67个样本城市中，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五个城市的总和是最低五个城市总和的2.19倍。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是吕梁市，数值为3.26万元。上海是吕梁的2.53倍。
第三，各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一定会缩小。
与2019年相比，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十个城市总共增长了9800元，最低的十个城市总共增长了4600元。所以未来城市间的差距不一定会缩小，反而可能会扩大。
表1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北上广深同属一线城市，为何广州和深圳的收入会明显低于北京和上海？
第二，泉州和福州是万亿级GDP城市，为何泉州城镇居民2021年人均收入仅为5.5万元，福州仅为5.3万？这不仅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重点城市，而且与中西部的长沙（6.2万）也有较为明显的差距。
一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对象是常住人口，如果一个城市的非户籍务工人员较多，且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就会拉低人均可支配收入。
广州和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在常住人口中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比更大，这导致了它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北京和上海。
同理，泉州和福州的情况也与福建的产业结构有关。福建是民营经济占比最高的省份之一，包括泉州在内的很多城市，民营企业往往占主导，尤其是纺织鞋帽等轻工业为主。这些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较低。
同时，福建相当多的人从事商业，而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难以完全统计。
各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
上文说过，消费支出可以划分为八大类。这里要注意，居民买房的支出并不计入消费支出，而会被算作储蓄。而自有住房会按照市场估值、使用年限等因素折算租金。这个租金会被计入居住类消费。
在直辖市和各省GDP前三的城市中排除数据不全的城市，获得样本数据56个。表2是2019-2021年各城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表2按各城市的2021年消费数据进行了降序排列。
消费支出会随着经济增速、未来预期等因素而变化。2020年几乎所有城市的消费支出都出现了下降。
2020年，疫情对收入和信心的冲击非常大。但是几乎所有城市的消费支出下降幅度都在10%以内。这说明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具有相对的刚性，不会突然间大幅下降。
从表2看，消费最高的五个城市是“北上广深杭”。2021年，年均消费超过4万元的城市有14个。其中长三角地区6个(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珠三角地区3个（深圳、广州、佛山），海西经济区2个（温州、厦门）。另外3个是北京、昆明、长沙。按照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划分，14个高消费城市中，北方仅有北京入围。
这14个高消费城市中，昆明最为另类。高消费城市往往也是高收入城市。除了昆明，其他13个高消费城市刚好就是表1中2021年收入最高的13个城市。2021年，昆明的收入排名为25，但消费却排在第13。
2021年多数城市的消费支出分项数据还未公布，我们参考2020年的数据（具体数据见图3）。在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昆明的居住消费不高，排名16。但是，其衣着消费排名第二，教育文娱消费排名第四，食品烟酒排名第四。昆明城市居民会把可支配收入的79%消费掉。
在昆明赚钱，收入不耐花。下面看看哪些城市的居民收入最耐花。
各城市的居民收入耐花度
消费与收入的比值，会随着收入、物价、未来预期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耐花度并不能完全客观地衡量出居民一年的收入可以花多长时间。
但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又是比较刚性的。即使遭遇2020年这种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外部冲击，在有数据的56个城市，仅有天津、乌鲁木齐、南阳这三个城市的消费支出下降了10%以上。
所以测算和比较耐花度有一定的意义。耐花度越大表示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中占比越小。这个占比越小，居民储蓄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高。
这里仍然在各省GDP前三的城市中选择2019-2021年数据完备的城市。共获得样本城市56个。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021年这些样本城市“收入耐花度”的中值为1.58。最高的城市是苏州，为1.84；最低的城市是昆明，为1.27。
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高于中值，广州等于中值，深圳和杭州低于中值。
二线城市中，苏州、南京、成都、合肥、西安、无锡高于中值；郑州等于中值；厦门、济南、青岛、佛山、武汉、长沙、福州、重庆、天津小于中值。
不难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二线城市的耐花度较高，其他地区的二线城市较低。
耐花度最低的十个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属于长三角、珠三角和海西地区。有四个城市属于北方：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四个城市属于西部：银川、乌鲁木齐、昆明、重庆。另外两个为洛阳和常德。
是不是收入越高的城市，“收入耐花度”相对也越高？
图1是各城市的收入-耐花度分布图。从整体来看，收入偏高的城市，耐花度也偏高，但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各城市分项消费的特点
食品和居住几乎是每个城市居民最大的两项消费。但各城市居民在八个方面的支出比例大不相同。我们重点分析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以及深圳的支出情况。乌鲁木齐等城市没有数据，被排除在外。
2019年得到27个城市样本，2020年得到31个城市样本。图2、图3分别展示了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全国数据直接来自国家统计局，并非样本城市数据的均值。
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下滑，全国增速从2019年的7.9%下降到3.5%。从表4-表7可以看出，各城市的八个消费分项中，食品烟酒、居住、医疗保健支出多为正增长，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支出多为负增长。
在八大分项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变化率较大，27个城市中，16个城市下降幅度超过了15%。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的变化率也较大，27个城市中，12个城市下降幅度超过了15%。其余六项变动比较小，大多数城市的变动幅度小于15%。这说明和其他七项消费相比，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弹性较大。
表4是2019年和2020年样本城市居民食品烟酒和居住两个分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以及2020年相对于2019年占比的变化率情况。
相应的，表5是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两个分项的情况。表6是医疗保健和生活用品及服务两个分项的情况。表7是衣着和其他用品及服务两个分项的情况。
从表4-表7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城市城镇居民在八项消费上的侧重不同。我们重点看看食品烟酒、居住、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四个方面。
1. 食品烟酒支出在总消费支出占比方面。
2019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27.6%，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为成都和哈尔滨，数值分别为32.6%和32.2%。2020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29.2%，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仍然为成都和哈尔滨，数值分别为34.1%和33.2%。
2019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为北京和石家庄，分别为19.3%和20.7%；2020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仍然为北京和石家庄，分别为21%和21.1%。
2. 居住支出在总消费支出占比方面。
2019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24.2%，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为石家庄和北京，数值分别为40.8%和37.2%。2020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25.8%，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仍然为石家庄和北京，数值分别为40.7%和41.1%。
北京排在前两名容易理解，但石家庄的数值超过了上海等高房价城市有些出人意料。看绝对数值，石家庄人均居住支出约为1万元，这已经接近广州、杭州这些一线城市。为何石家庄的居住支出如此高，笔者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2019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为哈尔滨和沈阳，分别为12.3%和13.9%；2020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仍然为哈尔滨和沈阳，分别为14.1%和16%。
3.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方面。
2019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11.9%，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为南京和长沙，数值分别为18.8%和18.6%。2020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9.6%，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仍然为南京和长沙，数值分别为16%和18.3%。经常有人说长沙人民非常注重娱乐消费，这里的数据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2019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为石家庄和兰州，分别为8.5%和9.6%；2020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仍然为北京和石家庄，分别为7.2%和7.6%。
4. 衣着支出占比方面。
2019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6.5%，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为哈尔滨和沈阳，数值分别为9.9%和9.3%。2020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值为6.1%，而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仍然为哈尔滨和沈阳，数值分别为9.6%和8.7%。
2019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为上海和深圳，分别为4.5%和4.7%；2020年，占比最低的两个城市仍为上海和深圳，分别为3.9%和4.4%。
在衣着支出的占比方面，北方城市明显高于南方城市。这可能源于北方冬天气温低，需要添置相对昂贵的抗寒衣物。
